清代各种银锭

对于白银我们都不陌生。《水浒传》里，鲁智深、史进、李忠三人在酒店里闲聊，看到卖唱的金家父女。鲁智深可怜他们，自己“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”后，又对史、李二人说：“借些与俺。”史进二话不说，“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”；李忠则抠抠索索地从“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”。

“鲁提辖看了，见少，便道：‘也是个不爽利的人。’”

小小一幕，便把明朝不同阶层的经济状况展现得一清二楚(《水浒传》的故事发生在北宋，但社会风貌反映的是作者生活的晚明)。表面上看，史进豪爽，李忠小气，高下立判。但史进家是大财主，出逃时带了全部家当，十两银子不算什么；鲁智深是中级军官，五两银子也算是将近一半的月薪呢；李忠呢？是一个打把势卖艺的平头百姓，这二两银子没准儿就是他十天半月的辛苦钱，白银不好赚啊。

白银战胜纸币

白银在晚唐初露货币化苗头，到北宋成为一种通用的定价参照物，主要被用于帝王赏赐、政府开支、百姓课税，以及对官员的贿赂。

仅就贿赂而言，很容易看到白银的优势。试想，你要贿赂一个官员，是推着一车铜钱好呢，还是怀揣一袋银锭好？前者招摇过市，估计不是胆大包天的官员还真不敢收。

同样，在还没有产生钱庄的时代，一个北京的商人带十万贯钱到广州做生意，真是无法想象的艰辛旅程。市场呼唤一种体积小、价值大，又不轻易贬值的货币，从宋朝起开采量就大增的白银，自然脱颖而出。

朱元璋当皇帝后，将北宋政府的用银方法全部继承，但不准民间流通，大力推广所谓“大明宝钞”。老百姓不是傻子，他们不会相信一张纸上写“一贯”，就真把它当一千个铜钱。

在流通中，“一贯”的纸币，实际购买力通常不足面值的一半。明朝中叶，纸币信用彻底破产，到了“新钞一贯，时估不过十钱；旧钞仅一二钱”的地步，以至“弃之市肆，过者不顾”——行人看见地上掉了张百元大钞，都懒得弯腰去捡。

以集权著称的帝国政府，也不得不向经济规律低头。正统元年(1436年)，刚刚即位的明英宗，或许是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，宣布废除祖宗之法——禁银令。从此以后，白银成了市场上的主币，铜钱、纸币降为辅币。

一两银子合多少人民币

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，作为货币的白银，主要被铸成“元宝”。古人不用钱袋，船形元宝便于缠在腰间，“腰缠万贯”就是这么来的，真在腰上缠一万贯铜钱，土豪也得累死。

最为常见的50两元宝，面额太大，平时交易只用《水浒传》中好汉买酒的“散碎银子”。元宝上刻有产地、重量、经手官吏、工匠姓名等，通常能有五六十字。

银锭上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，因市场上流通的元宝都是合金，含银量不同。如清朝北京有松江银，上海有二七宝银，长沙有用项银……全国约有100多种。后为方便流通，康熙时规定了作为单位的“虚两银”——纹银，纯度935.347‰。还需要说明的是，所谓“一两”在各地的重量也不同。通常而言，明清时一两银子重37.3克。

是不是有点复杂？在银元进入中国前，想要花银子，先得验成色、再称重量。花起来也很复杂，破整的时候，商人们还要用大剪子剪，用小秤称过。

将白银换算人民币，通常是以米价为中介。不同时期，各个地区的米价差异颇大。黄冕堂《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》中搜集的数据显示，一石米的价格，明朝从两三钱到一两，清朝从五六钱到二三两，都很常见。

如果用嘉靖年间均值0.8两/石、乾隆年间均值1.5两/石的米价来分别计算明、清两朝的银价。则明清时期1石约合0.1立方米，1立方米大米约为800千克，现在全国米价大致5元/千克。这样算下来，一两白银在嘉靖时相当于500元，在乾隆时相当于267元。这几百年间白银购买力跌了几乎一半，这是因为隆庆开海后，南美、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输入导致的。

社会中上层的高薪

在古代，官员是当之无愧的高收入阶层。以清朝来说，官员的俸禄包括白银和大米，其中一品文官白银180两，九品白银33两。雍正以后，官员有“养廉银”这一合法津贴，通常是俸禄的几倍，乃至几十倍。

拿所谓的“七品知县”来说，他们的年俸是白银45两加大米22.5石，约合白银90两。而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有600—2000两。依照张仲礼《绅士的收入》一书所说，加上附加税“火耗”等，一个知县的年收入有白银3万多两。但这些收入很多都要贿赂上级，真正到手也所剩无几。

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，一直做教书先生，工资也相当可观。大学者到书院去做“山长”(校长)，通常一年有几百两收入。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，重建了南京的钟山学院，给予山长的待遇是年薪984两白银，包括正式工资、伙食补贴，以及过节费。

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的东家也很不错，给他开了白银100两的丰厚报酬，还为这位老师配了一个仆人。但刘大鹏并不将之视为理想工作，自言“为糊口计耳”。其实刘大鹏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运多了，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个学生，一人交“束脩”1600文，加在一起不过白银十两左右，每个月仅靠一两白银养家。

清朝徽州的生员詹元相，除塾师的工作外，主要投资土地当地主。如康熙四十四年，詹元相“支银四两五钱，买贤生弟楼下埞田租六秤，田皮一秤”，第二年他再将“庄基山田皮五秤”租了出去，得银“一两九钱五分”。詹元相有这样的土地至少11块。所谓“一秤田”，即能生产一秤(9—15千克不等)粮食的土地。詹元相的土地名义上能有几十两收入，但实际很难如数拿到，佃农时常有抗租行为，经常还得打官司收钱。

平头百姓的辛苦钱

那么耕种詹元相土地的佃农，一年忙忙碌碌，到头来能有多少回报呢？江南土地分散，没有什么大地主，“自种租田三五亩”的情况很普遍。对生产所得，佃农与地主通常是对半分。少数情况下，有的佃农能获得全部收成的80%，有的仅能拿到15%，这是由佃户掌握生产工具的多少决定的。如果佃户的农具、耕牛、种子都借自地主，又怎么好意思在年终时多分稻谷？

詹元相的“庄基山田皮”既收1.95两白银的租金，那租户所得也大致相当。这个租户显然不会一年仅种这么一小块土地。张履祥《补农书》说“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”，而徽州亩产粮食328斤，一个农民年产3280斤，自己落一半，约17石，合白银25两。这还不算家庭中的妇女们，通过织布等副业获得的“外快”。

种经济作物来钱快，古人也懂。福建南靖县的邱双租种了一块甘蔗地，一年租金为白银2.4两。收获的甘蔗后来卖了番银17元，大约合白银14两左右。这么一算，邱双的地租不过是收成的17%。平均下来，一两白银恰是邱双每月的收入。

在绅士、自耕农以外，明清两朝还有工资日结、月结的短工，一干一年的长工。清朝19个省区中，东三省禁止内地移民，人口较少，用工成本最高，通常一年需白银9—15两。内地工资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为最高，平均一年6—8两，陕西、山东、湖北等大多数地区在4—6两左右，待遇最差的是甘肃、广西、贵州，一个长工干一年只能得到1—3两。这就是说，清朝一个长工要赚一两白银，最少要一个月，最多几乎一年。

短工杂役的薪水比长工多不少。万历年间，宛平县县令沈榜的《宛署杂记》，记录县政府的收支。他说，雇佣没有技术的杂役，比如“打扫夫、短夫”，日薪是白银0.03—0.04两；有技术的，如“油漆匠、装钉匠”能有0.05—0.07两的日薪。

至于医生，西门庆家请大夫看病，少则给白银二钱，多则有三五两。当医生看来在什么时代都是高收入者。

明清时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两白银左右，但因白银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，清朝工人的生活水准较之明朝有所下降。

衣食住行真不贵

钱是挣了，一两银子能做些什么呢？

一生用度，无非衣食住行，侯会在《食货金瓶梅》这本书里搜罗了不少实例，展示了晚明社会的生活百态。

先说衣，《金瓶梅》里的常峙节穷困潦倒时，西门庆资助了一笔银子。常峙节给妻子买“一件青杭绢女袄、一条绿绸裙子、一件月白云绸衫儿、一件红绫袄子、一件白绸裙儿”，为自己买“一件鹅黄绫袄子、一件丁香色绸直身”，这7件私人定制服装，再加上“几件布草衣服”，一共花去 “六两五钱银子”。

对于这次消费，常峙节老婆说：“虽没便宜，却值这些银子。”这么算下来的话，一件比较好的衣服，大约也要1两银子，也就是今天的500元。真正昂贵的衣服，还要数李瓶儿那件貂鼠皮袄，值白银60两，3万元。

“吃”，《宛署杂记》中记录说，猪肉每斤白银0.02两，牛羊肉每斤0.015两，1只活鸡0.04两，5斤重大鲤鱼0.1两，烧酒每瓶0.05两等。当时1斤约相当于600克。在这种物价标准下，《金瓶梅》里下饭馆都极便宜。侯林儿与陈敬济在酒馆里点了“四盘四碟，两大坐壶时兴橄榄酒”，以及“三碗温面”，总共花了“一钱三分半银子”，也就是0.35两白银，一百多块人民币。

房子让当代人操碎了心，在古人却不叫个事。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，说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都住得起两层小楼。其实真相是，潘金莲把钗子卖了十几两银子，“典”下了“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，第二层是楼，两个小小院落，甚是干净”。所谓“典”是武大郎从房主那里获得使用权，房主保留产权，可在一定期限内赎回房产。虽不是买，但几千块就能在县城里，几乎无限期地住上独立小楼房，那是相当的划算。

那时的“商品房”，也不会让工薪阶层望而生畏。西门庆帮常峙节买的“前后四间”房，只花白银35两。用明朝工人每月1两的平均工资算，节衣缩食几年，也能全款买房了。当然了，阳谷只是山东一个小县城，房价相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，一定是便宜不少的。

说完了衣、食、住，再看看古人出行的花销。轿子是老爷们出行的必备行头，潘姥姥到西门庆家，给潘金莲贺寿时，租了一顶轿子。潘姥姥进门找女儿要六分银子，付轿子钱。潘金莲听了怒道：“我那得银子？来人家来，怎不带轿子钱儿走！”吵吵半天，最后还是孟玉楼“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”，才把轿夫打发走。潘金莲还不肯罢休，数落老娘：“你没轿子钱，谁教你来？赁出划划的，教人家小看。”其实六分银子不过0.06两，30块钱人民币，明朝“打的”实在不贵。

古人消费多奢侈

当然，古人也有娱乐生活。明末大臣陆文衡在他的《啬庵随笔》里说，万历年间，艺人演一场才“一两零八分”，后“渐加至三四两、五六两”。有一次，陆文衡请人搭台唱戏，已经是“价至十二两”，如果有女艺人参演，要另加“缠头之费”。折算成人民币，6000元就能请几个小明星到家里开演唱会。

如果雇人唱不过瘾，还能直接买到家里来，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。潘金莲九岁时被卖到王招宣府里，十二三岁就会“描眉画眼”、“品竹弹丝，女工针指，知书识字”。要买这么一位才艺双全的少女，只要30两。现在几万块一个的越南媳妇供不应求，但在大明朝，15000元就能领一个“潘金莲”级别的美少女回家。

在古人所有消费中，买官恐怕是最贵的。《红楼梦》里，宁国府的贾珍想给儿子贾蓉“捐个前程”，拿1000两银子贿赂太监戴权，买了“五品龙禁尉”。戴公公与贾家关系向来不错，这还是友情价，那“襄阳侯的兄弟”花了1500两才当上同样的官。书中交代，这“龙禁尉”共有“三百员”，是个不大不小的虚职，月薪一两的老百姓如果要买，得省吃俭用一百年。

在流通白银的明清时期，城市中的一个普通人大约每月能赚到一两银子，买大约100千克大米或30千克猪肉，或者一件私人定制时装。在一个普通城市，省吃俭用存上十年八年银子，也能买房，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。